有一天晚上我很轻松了，凌晨三点半，我说“都好了吧？”那个排版的领导是我的好朋友，姓萧，他说，差不多了，哎呀，还缺这么一块，那么大一块。我说赶快，把那个投稿的拿来看看，选一篇。结果一篇都不行。

    我临时想了一个办法，我登了一个征婚启示，我就是那个小姐，什么日本人打来了，我是杭州人，杭州、苏州出美女的，我逃难到这里，家破人亡，谁要娶我，什么条件……哎呀，自己很高兴。打一个广告出来，结果不得了，一千多封信，那些男的照片、生辰八字都有。这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们以前受的教育是“文人下笔很严重”，我的老师告诉我，写文章下笔千万不能写错一个字，“一字之差，下十八层地狱”。

    我是受这种教育出身的，这一下玩这个花样不得了，这一千多封信，你要回复人家，那些男的照片从哪里寄来还要退回给哪里。社长回来对我笑，说“你犯了一个错误——恃才傲物，新闻办报不容易的啊，不能恃才傲物，我看你怎么下台啊。”其实社长承担的责任更大。我后来想办法，又登了一条广告，说这个小姐到重庆，不慎坠到江里，死掉了。

    所以，后来自己一辈子忏悔。做新闻事业、做出版业，不能马虎，不能忘记自己是个文化人，文化人对社会的道德，对自己要负责，不能玩花样。

    我刚才提到上海的真正发展，应该从上海的人文发展史到社会发展史，从李鸿章时代开始到哈同，然后是虞洽卿、杜月笙，到史量才。那个时候上海最好的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号称“商务的书出来，有人找出来一个错字，任罚五元银大洋。”他们为什么没有错字？商务印书馆请了很多前清遗老学问好的来校对。我的经验，最好做校对的人比写文章的人水平高一点才行。自己校对不容易发现错误，因为自己一看都对嘛，其实有时候还用错了字。商务印书馆不大请青年校对的。最后一遍校对，倒转过来对，从后面一个字倒回来对，所以没有错字。这是老出版界的风范，后来才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

    现在，我们出版业的同仁出版的书很多、很乱。但是我深深感到，出版业、新闻业，这个道德责任没有建立。

    对做新闻的朋友来讲，现在社会上出了很多的案子，新闻记者在里头的作用很大。新闻记者本来是“言官”，好像“监察御史”的作用，现在实际什么都不是了。你看社会上有杀人的案子，现在新闻记者一写，把做案的过程描写得非常清楚。我说完了！这个报纸一登，不到三个月，同样的案子会出来了，教坏了。新闻有教育的效用。

    当然，做新闻的道理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所以现在碰到一个“人咬狗”，还把这个人的牙齿多长、有多厚、咬狗的哪一点，好吃不好吃，都写出来，当然有人跟着“炖狗肉”吃喽。现在新闻挖空心思找噱头，制造新闻，还为了广告收入，等等，已经舍本求末了，与社会道德责任、教育离得越来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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