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的时候，大家带外国人来看“故宫博物院”，外国人看了很惊讶。中国人说，你看，我们的文化！我说“少吹了，那是我们老祖宗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自己做了什么？拿不出来！外国人到上海来一看，看了说，“久仰你们五千年文化，认为应该很特殊的，结果原来是这样。”我说“对不起，我们中国人现在刚开始，重新在忙，这些洋房都跟你们学的。”他说，“学我们的还不如我们。”没有中国特色啊！所以这一代文化……我们这些青年同学们听了要好好努力啊，我们已经老了，不行了。
 

    新闻出版的道德责任

    绕这一圈，讲回来，讲到我当年在边地，挂印封金走了，到了四川宜宾。随行的一个参谋一个侍卫，从边区出来，天又热，半路生病了，一个是伤寒，很严重，我身上又没有钱了，这怎么办呢？我就跑到一家报馆里去求职。

    我把胡子也刮掉，到《金岷日报》报馆，在柜台前一站，问里面一个老先生，“你们报馆要不要佣人？”他说，“什么佣人？”“扫地端茶的佣人要不要？”然后他看了看我，“哎，你这个年轻人？”我当时穿一个中山装。

    他说：“你是下江人吧？”四川人叫我们外地人是下江人，已经很客气了，按照土话，就叫“脚底人”。

    我说：“对的，因为抗战逃难到这里，没有饭吃，想找报馆里扫地的工作。”这个老先生就看了我半天，“正好缺一个扫地的工人，不过我不能做主，你等一等，我进去问社长。”他就进去了。

    这个社长出来了，社长也穿一个中山装，很魁梧。他姓许，我对这个人特别感谢，后来变成好朋友。他出来看了我半天，“你下江来的？”

    我说：“对呀！”

    “你愿意做工友？扫地端茶的？”

    我说：“对呀，马上要个工作，为了生活。”

    “你现在就上班，我正需要一个人。”

    我说：“好。”

    我就进去柜台，把扫把拿来，整个的报馆有这样大，我大概一个钟头，把它搞得干干净净的。这个社长坐在那里始终看着我，我把地也扫完了，桌子也抹好了。社长说：“请你过来，你不是做这个工作的。”

    我说：“为什么？哪里做得不对？”

    “做得太对了，你是读过书的。”

    我说：“小的时候马马虎虎读过。”

    “会写信吗？”

    我说：“普通的信会写。”

    “你会写文章吗？”

    我说：“文章的话，就不知道了。”

    “你不要客气了。你不是做扫地这类事的。”他一边说，一边拿一张纸，“你随便给我写一篇散文什么的。”我拿起笔来一写，他说：“你不要写了，我知道了，我这里缺一个副刊的总编辑，立刻上任。”两个钟头，从工友升到副刊总编辑。

    这一下，我就扳竿子上了。我说，“报告社长”，我就站得很端正，给他行礼，“多少钱一月？”他就告诉我多少多少。我记不得当年的待遇了，拿现在比方，差不多三千块钱一个月。哟，我说：“那么高啊！现在我有两个朋友生病，等着要请医生，没有钱，能不能先借一个月薪水？”他说：“可以啊，借两个月给你。”这个社长，有气派！

    哦，我好高兴哦，回来请医生治疗这两个人，我就上班了。

    后来我还做到了代总编辑，非到午夜看完大样不可，看到天亮再回去睡觉。现在我习惯夜里工作，就是从那时候锻炼起来的。

    那个时候抗战，弄个收音机听国外的消息，德国打得怎么样？我们国内兵到哪里？好难收听到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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