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大众来关注历史文化，小众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如何让大众都有历史意识，有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和继承感，这就很难了。

　　易中天：我认为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把历史变成现代。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谓把历史变成现代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把历史上的人变成现代的人，把历史事件变成现代的事件，那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要把它变成一个个鲜活的正在发生着的、正在进行的过程，呈现在我们的观众和读者面前，或者说要把它从冰箱里取出来，解冻，让它重新鲜活起来，变成生猛海鲜，起死回生，所以我说我讲史，口号是八个字：以人为本，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性为本。“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时的明月如何能照耀汉时的关呢？还不是因为人性的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我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一把历史变为现在，二把英雄变为普通人，变成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意志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而且和我们一样一不小心会犯错误的人。这样我们的读者我们的观众就会觉得这些历史人物就像我们的邻居，这些历史故事就像我们街头巷尾发生的事情，没有隔阂，只有亲切感。

　　主持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口号已经喊出来很久了，但似乎见效不大。优秀传统文化似乎没有深入人心，深入人们的行为举止中。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太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易中天：教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需要的是熏陶和养成。“养成”这个词很好，“养”就是慢动。教育最好是有一个传统，就这么平稳地延续下去，哪怕是有一些改革或变革也是缓慢的、改良的、渐进式的。但是我们现在教育之外的事务太多，太折腾，没有“养成”的时间和空间，伤了元气。真正的学问不是激励出来的。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开始，导师穿着宽大的袍子在学校里散步，高谈阔论，这就不会有文化的割裂感，让文化融入生活，生活成为文化。传统文化无处不在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不要折腾，不要颠覆，要慢慢熏。

　　主持人：在这方面，文化人应该有什么义务？

　　易中天：应该有一部分文化人具有社会责任感，不计名利地担负起继承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这个不计名利，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有人会说我矫情，还说不计名利呢，你现在可是名利双收！你有那么多“粉丝”，隔三岔五就在媒体上露脸，书卖得这么好，全在畅销书榜首。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在电视台做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意味着被学术界抛弃。因为学者不想离开学术队伍，怕被人说成是“学术明星”，怕被人说成是不务正业、浅薄庸俗。一般学者对于诸如此类评语的畏惧，远远大于名利的吸引。所以我说不计名利，就是不避利害。我不知道是我抛弃了学术界还是学术界抛弃了我。我更愿意自绝于那个脱离大众、与世隔绝的所谓“学术界”（大笑）。

　　主持人：社会上确实有一种看法，觉得学者频繁上镜是“不务正业”。

　　易中天：我一直信奉四句广告词：人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就能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我在电视上作讲座，为这么多人所喜欢，尤其是为这么多年轻人所喜欢，我备感欣慰。在这点上我不想掩饰。这个事情总要有人来做，佛云：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否则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历史，谁来传播呢？其实在宋代的时候，由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兴盛，儒学受到很大冲击。当时一些大儒也采取了一种“与时俱进”的办法，就是面向大众开讲座、办书院。朱熹、二程他们都开过讲座，面向大众，用白话文，讲高深的学问，那就是宋代的讲坛啊！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学术就因此而不深刻。思想的深刻和表述的明白是不矛盾的，我认为甚至是一致的。因为越是高级的东西越简单，越是真理越明了。一个真理弄半天还弄不明白，那是真理吗？朱熹他们当时就明白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又面临着这么一个历史关头，总要有一些人来做这件事。而且我认为传播工作和学术研究是并行不悖的。因为你没有研究就没法有底气去讲明白，那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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