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从跨进师范大学的门槛到今天为自己作为一名教师而自豪，已经过去了整整17年。这17年的心路历程和人生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对我的教师生涯的考验，所幸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应该走的路。

   1988年7月，当我拿到陕西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感到的并不全是快乐。我是贫苦农民的孩子，当然渴望上大学；但我却不希望自己上师范大学，因为我不想做老师。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乡村民办教师，兢兢业业地教了差不多20年的书，在周围乡村算是有一点小名，但却一直穷困潦倒无权无势，不但没有钱让全家人的生活过得比别人更体面，有时还要受一些乡人的欺侮和取笑。那是一个教师普遍地不被尊重的年代，不但工作的条件差，而且工资很低，即便如此，打白条欠工资的情况还是时时发生。我就多次目睹父亲几个月只领到一张盖着乡教办大红印章的白纸；而一旦如此，家里就得为哪怕是像买盐买醋这样的日常开销而节衣缩食。我清楚地记得那年我去30公里外的县城参加高考，我的母亲找来找去，只找到了7块钱给她18岁的儿子做来回的路费和3天的生活费。

这些痛苦的记忆和经历使我极不情愿把自己的未来和教师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但因为填上了“服从分配”四个字，我就被调剂到了生源不足的师大。说老实话，陕西师大还算是一所不错的大学，从70年代末期开始就一直是教育部和后来的国家教委的直属高校，而当时全国的直属高校不过36所；而且，读师范大学除完全免费外，国家还有一定的生活补贴，这对经济困难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然而，因为对未来的失望，所有这些都不足以使我比那些一同上大学的同学更快乐。我在日记中抒写着自己的失望，甚至找高年级的老乡打听将来能跳出“师门”的途径。

然而大学生活却慢慢地改变了我。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堪称人师的教师，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他们勤奋地做学问，认真而固执地坚守在讲台上。他们也许清贫，但是却有着一种知识分子才有的傲骨；他们没有权势，但是却有尊敬和爱戴他们的学生。他们用自己的知识、思想和行为影响着、造就着一批又一批学生。从他们的身上，我感到了一种人格的魅力，感到了一种教师所特有的富有，也感到了一份教师所特有的责任。我尤其记得教我们古代文学的魏耕原老师，住在筒子楼的一间12平米的屋子中，总是穿着有些陈旧的深蓝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军用黄球鞋。魏老师是一个沉默的人，但是只要站到讲台上，他就像换了一个人，那种因为痴迷学问而散发出的魅力极大地吸引着我们，也赢得了我们的尊敬。此外，像年近80还坚持为我们上《周易》课的辛介夫教授，思想新锐且富于鼓动性的畅广元教授，因为研究中国神话而知名学界的年轻学者叶舒宪教授等等，都成为我们景仰的对象。如果说当初我是抱着沮丧的情绪走进师范大学的校门，那么经过几年的学习和熏陶，在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优秀教师的言行，并亲身体会到了学生对他们是如何尊重之后，我已经不再反感作一名教师了；更多的时候，我甚至希望自己是一名教师，一名同样受学生爱戴的教师。

 

    抱着这样的情绪，1995年7月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我放弃了几个离开学校的机会，只身来到了当时的韶关大学中文系任教。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方面是我终于参加工作了，另方面是我如何才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那时学校的研究生还很少，系里除了分配我教基础课以外，还安排我做95级2班的班主任。我的教师生涯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早在中学课文里就学过韩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名句。及至自己也做了教师，才知道这句话读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极难。首先是“传道”。“道”就是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要传“道”，先得自己有“道”。但当时，以我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水平，对“道”的认识和体会还非常朦胧，以己之昏昏，岂能启人之昭昭呢？这就迫使我要用一种过去所缺乏或很微弱的精神，即独立而积极的主体精神，来自觉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一方面当然是学习和思考，用比作学生时努力得多的态度去学习和研究，真正去做古人所谓的“格物致知”的功夫；一方面还要反省自己做人的不足，检点自己的立身行事与一个教师的身份符合不符合，时时处处都注意加强自己的修养。这样一做，才发现自己以前所欠缺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要补的功课也实在是太多了。我想，我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才真正对做学问和做人有了些许体会，才改变了以前读书时所养成的学而少思的毛病以及许多懒散浮华的行为。

    做教师是要上讲堂的，课讲得好不好是评价一个教师的重要标准。照本宣科和夸夸其谈都是最不受学生欢迎的行为。在“授业”的方法上，我采取了分门别类的原则。对于那些比较难学的理论课，比如《文学概论》，我的任务是帮助同学们弄懂书本上所讲得原理，使他们掌握基本的概念和一定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上课时我很注意从大的方面将概念的内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乃至整本书的编写原则、材料或观点出处等问题将清楚，以免学生在学习时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为了这个目的，我还研究了建国以来“文概”教材的沿革变化，写了一篇《论建国以来“文学理论”的教材建设》的论文，后来在学校的学报上发表了。对于理论课，举例说明是很重要的讲授方法，老师举的例子具体生动，学生才能借以理解那些抽象的概念和原理。我举例子的方式是尽量从生活中和大家熟悉的文学作品以及影视剧中找例子，这样大家的兴趣都能提起来。这个方法我一直到现在还在用。除了“文概”外，我还上过一些选修课，比如“中国文化史”和“民间文学”等等。对于这些课，我主要是讲一些书本上所没有或少有的，能够丰富学生知识和提升学生思维水平的东西，因为书本不复杂，大家都读得懂，老师就必须从更高的层次上去引导学生。除了精心备课和研究具体的教学方法外，老师讲课的精神风貌也非常重要。老师精神昂扬情绪饱满，学生也会被感染，课堂气氛就会生动活泼；老师精神萎靡情绪低落，学生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这样的课堂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好的教学效果。这是我的一个非常深的体会。对我来说，只要站上讲台，我就应该是一个意气风发的人。这也是我这些年来一直坚持的做法。

    做老师，尤其是做班主任，总是有许多思想工作要做。这大概就是所谓“解惑”了。我的体会，是教师千万不可摆着一副真理在手或道貌岸然的样子讲大话、空话、套话。身教重于言教。教师应该做的，是做学生的朋友，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从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时候我住在大塘，我记得学生开始报到的时候，我就一个一个宿舍去看望他们，询问他们的情况。从那时起直到学生毕业，我每周都要去一两个学生宿舍座谈，和他们拉家常，询问他们对于班级工作的意见。我专门记着学生的生日，也嘱咐班干部位将生日一样或相近的同学记下来，到时可以为他们过集体生日。我自己大概参加过七、八次集体生日活动，大家都很快乐，无拘无束地交流自己的感情。有了这些工作，他们也和我建立了很亲切的关系。学生们常常会来我的宿舍聊天甚至做饭，有了经济上的困难敢于向老师开口，有了思想上的困惑敢于向老师倾诉。我自己就帮助过几个平时生活有困难的学生，几百块钱对我来说也许不算多，但对他们来说却是雪中送炭。一些同学在学习上、甚至感情上有了的烦恼，也愿意找老师咨询。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班级活动是加强凝聚力的重要渠道。凡是班级活动我必定参加。我们班开展了几次难忘的活动，比如和当时工艺系的同学一起去太阳岩野营，我们请了辅导员参加，还自己设计和制作了班旗；以后我们又去丹霞山野营，去学校后边的小山林和武江河畔进行集体聚会，去福利院慰问，等等等等，在丰富大家的大学生活的同时，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在鼓励学习和帮助困难学生上，我们也费了一些心思。在中文系，我们班第一个开展英语演讲比赛，第一个在班内设立鼓励奖励单科成绩优秀的学生，第一个成立了学生互助小基金，还开展了授课竞赛、朗诵竞赛、翻译竞赛、写作竞赛、小论文竞赛、和外教交流等等活动。今天，这些活动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文学院的文化艺术活动的经常性节目。当然，这是以前的情况，现在自然环境和管理环境都变了，不能依样画葫芦，但是要经常想点子丰富大家的生活，培养大家学习、思考的兴趣这个原则还是没有变。

 

    从1995年7月报名到1998年7月离开，我在韶关大学工作了整整3年，和学校，也和我的学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了个人的发展，当我的学生在98年7月毕业分赴各地的时候，我也离开了韶大到复旦大学中文系去读博士研究生。在上海的日子，我依然和同事、学生保持着联系，他们是我重要的精神财富。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当时考的是国家任务生。因为要国家财政负责培养费用，所以考国家任务生的成绩要求高而生活补贴却很低。我的整个关系都迁到了上海，已经不能再领取韶关大学一分钱，而国家给的生活补贴每月只有293元（1998年4月开始涨到400多元），以上海的物价和这一点可怜的补助，我又回到了节衣缩食的日子。生活所迫，我只能到一些学校去兼课，也就是说在有些时候还是一个教师。我记得我兼课的学校有杨浦区教育学院和民办锦江学院，所面对的学生，有些是已经参加工作的中小学教师，有的是自考生，每周几个晚上骑着自行车往返几个小时去上课，常常是风里来雨里去。因为只是兼课，所以也只是和少数几个接触比较多的学生建立了较好的关系，所幸的是我还能继续自己的教书生活，不至于半途而废。

2001年7月毕业的时候，我萌动了从政的念头，于是考到江西省委办公厅做公务员。这个极不得志的公务员做到了2002年10月，因为许多原因，我又打算弃政从教。当年7月份我到厦门参加领导干部公选考试时，已经初步联系了厦门大学中文系。但到了10月份，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受到当时韶关学院林立芳院长和中文系几位朋友的劝说，我下定决心再次回到了离别将近4年有半的韶关学院。

    短短几年，学院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又教起了原先教过的几门课，又当上了2003级本科班的班主任。

    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生活经验的逐步丰富，仿佛使我对“道”的体会深化了许多。“根之深者其叶茂”，再站在课堂上的时候，或是与学生沟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更从容了一些。有些时候，在涉及到相关的问题时，我也会讲一讲自己所体会到的、贯通于历史与人事中的“道”。我始终认为大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地方，大学首先是培养高深思想和造就和谐的人的地方，对人文学科的学生尤其如此。先是由于政治实用主义的影响，后是由于工具主义思潮的泛滥，我们的中学教育在许多方面是失败的。学生们除了记住一些被割裂的主义和僵死的答案以外，对历史、社会、人等缺乏真正的体会和了解。他们学了历史但并不懂得历史，学了政治却并不了解政治，知道了很多文学作品但却对所谓文学没有真正的体会。尤其重要的，是许多人缺乏追求真知，或用古人的话来说，“穷究天理”的精神。我痛彻地感到这一点，也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改变这一点。这几年来，我的教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培养学生对“致知穷道”的热爱，培养他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坐而论道也罢，专题讨论也罢，都是希望他们在学问上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在精神上有比较独立的人格，同时兼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惭愧的是，我的班主任做得很是让自己惶恐难安。我也做了一些事情，比如参加学生们的中秋活动、保护环境活动、英语演讲活动等，也召开了很多次专题班会，也和他们一起娱乐，也向他们成立的小小的“暖流基金”捐款，甚至请一些同学到家里做客。但一方面由于个人的工作任务比以前繁重了许多，一方面由于住所离学校太过遥远，我和学生的关系远不如以前亲切。最让我难安的，是我答应他们要去他们每一间宿舍做客的计划，到今天还没有实现。

弹指之间，我又在韶大工作了3年。虽说世事白云苍狗，难以逆料者居多，但我想我将永远是一名平凡的人民教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