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发言：我代表MIT所有的师生欢迎朱镕基的到来，也欢迎那些媒体，包括电视传媒和网络传媒。那个时期，我们大多数的学生都没有经历过，而且也没有记忆。当时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我们两国过去非常频繁地交往都停止了，学者之间也没有直接地接触。现在那个动荡和不幸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已经拆走了许多阻碍我们发展的障碍，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推进更广泛的合作和交流，我认为，我们中美两国学术界的人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沟通，交流交往和更好的了解，我们要更好地了解对方，要彼此学习。今天，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场合，就是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的。但是，不仅仅是要对话，我们还必须要合作，来面临这个新世纪的挑战。要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就要明智地用上科技、管理和经济学。要迎接这些挑战，就要改善教育，最重要就需要明智地领导。朱总理今天的发言就是针对中美两国演变中进入新世纪的关系，朱总理是生在湖南省，是1928年出生的，他是从清华大学电工系毕业的，后来，他就当了经济和管理学院的院长，他一辈子献身于发展中国的经济和基础设施。1987年，当上了上海市的市长，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就进入了戏剧性地发展。博得多方的扬。在89年他就当了副总理，90年当了副总理，在那个时候他身负重担，在去年3月份他就当了中国的总理，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朱镕基阁下。

朱镕基的演讲如下：

校长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我衷心地感谢校长先生邀请我到MIT来，使我能够有机会见这么多的有学问的教授和学者，包括来自我的母校清华的校友。昨天，我在纽约，的好朋友达克特克森杰(音)告诉我，“你是第二个有勇气到MIT去做演讲的国家领导人”。我确实没有这个勇气，特别是要做学术演讲。但是，当我1947年在清华大学学习的时候，华被称之为“中国的MIT”，我所学习的教科书大部分都是从MIT来的，当然，不是从美国来的原本，是在中国影印的，是不是盗版我都搞不清楚。我当时就憧憬我有一天能够到MIT来学习，而且拿一个学位。但是，请校长你不要误会，我绝对不是要一个荣誉的学位，我不要那个political contribution(政治捐献)。如果我要得到一个学位的话，一定要经过学习、考试、答辩。但是我已经70岁了，我已经做不到了，看样子我这一辈子也拿不到学位了。其次，当我1984年第一次访问波士顿的时候，我在哈佛大学做过演讲，我也访问过哈大学，跟麦克阿瑟院长进行过谈话，但是，那一次我没有机会能够到MIT来，至今我还引遗憾。所以，这一次我再不来就要变成一个终身的遗憾了。特别是因为MIT办学的方针和你们所提出的那些口号，对于中国现在正在实施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是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因为我是清华大学的院长，而我们清华经管学院跟MIT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我要是不来，那也是非常遗憾的。我这次来，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也在所不。

　　我今天要讲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历史是一个风风雨雨的历史，但是，我想美友好合作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也是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党一致的政策，也是中国三代领导人所一致坚持的政策。今天，当中美关系出现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愿意到这个地方来，就中美关系的问题给美国人民消一消气。怎么叫做消气呢？就是我要来说明真相，说明事实，取得我们双方的共识。在中美关系方面，很多的问题。在我访问美国的中间，我已经讲了无数次了，比方说人权问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达赖喇嘛，TMD，科索沃…我想你们都听厌了，我不准备再在这里讲这个问题，我讲一个你们关心的问题，就是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是美国的各界人士都关心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个人做了一点小小的研究，那跟你们的MIT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各位教授们比起来那是班门弄斧。但是我想说明这样几个观点。第一，中美贸易之间的逆差这个数字是被大大地夸大了。根据美国方面的数字，中美贸易逆差是569亿美元，而中国方面的数字是211亿美元，非常大的差距。我不想评论哪一个数字更加准确，但是我想引用你们美国的丹佛大学的一个教授，叫斯坦拉.刘(音)，他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这两个数字都是不准确的。其原因就是由于这些数字在进口的时候包括了运费和保险费，而在出口的时候没有包括这个。同时，也没有考虑到中美贸易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香港转口的，在香港的附加值、增值是达到很高的程度。而且，也没有考虑到对中国的走私。根据这这些因素，把它加以修正以后，按照这位教授的估计，中美贸易的逆差是365亿美元。由于美国大量地向中国的服务性的出口，前面是讲的货物的进出口逆差，加上服务的，这个逆差的数字只有350亿美元。我现在不去评论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这个数字比美国方面的数字低，比中国方面的数字高，我不去评论，但是我很尊重这位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有大量的数据作为根据。这是我第一个观点，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中美贸易逆差看得太严重了。老实说，美国的全部的贸易逆差去年只有1690亿美元，加上其他方面总的逆差不超过2000亿美元。仅仅相当于你们国民生产总值的2％多一点点。而在其他国家，这是很平常的，加拿大多年以来他的贸易逆差就超过2％。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是对美国讲起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第二个观点，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消费品或者是资源性的产品。这些产品在15年以前你们早就停止生产了，因此这种进口跟你们美国的产业是没有竞争的，是有利于你们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是有利于你们发展你们的高技术产业，使你们今天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些消费性的产品在美国是找不到人来生产的，如果你们停止进口这些产品，你们美国的普通人民，如果从别的国家来进口这些产品的话，你们的普通老百姓要为此多付出200亿美元。这个数字我是有根据的，是世界银行的报告，不是我造出来的，我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所提供的数据推算，你们1998年，如果不从中国进口这些消费品，而从别的国家进口的话，你们在座的位都要从口袋里多拿出钱来，也许通货膨胀就会比现在要高一点了。第三，中国向美国的出口绝大部分70％以上是加工贸易，什么叫加工贸易呢？就是外投资的企业包括美国的企业在中国设产去装配加工和装配从外国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后出口到美国来。这些原材料的进口、零部件的进口，主要是来自于日本、韩国、台湾、港、新加坡。中国的增值的部分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实际上我上讲得那些国家和地区向美国出口的转移。就是说，原来你们这些消费品都是从我刚才列举国家里面进口的，但是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很高，现在他们已经不能生产，因此他把他们的原材料零部件转移到中国来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来。所以，你们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了，但是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你们加起来都是一样的。我在1987年当我担任中国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就做过调查，我调查了出口到美国的运动鞋，耐克、阿迪达斯、锐…这些鞋在中国生产出口到美国来。因为这些工厂最多的是在中国沿海的福建省的生产，我福建省做了调查，当时在福建的工厂主要是台湾的企业家办的，他每双运动鞋子的出厂价20美元，在美国的零售价120块美元。当时我调查了这个工厂，这20美元给中国的工人留下的就是2美元。但是他可以养活两个工人，拿全年来讲。其他的原材料有的是日本来，有的是美国来的。其中主要的气垫就值2美元，是从美国来的，这也许是个专利。所以看很清楚，在美国卖120美元，在中国的出口的价格只有20美元，中国只得到2美元。但是，确实养活了我们的工人，这对中国是有利的。这是1987年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呢？最近我会见了一位台湾的鞋业大王，据他讲，全世界的运动鞋，他的销售额是第一。他的这些运动鞋都是在中国生产的，我问他，“现在的情况怎样呢？跟1987年比起来怎么样？”他说“差不多。”这一次我到美国之后，我派我的秘书芝加哥的各个百货公司去调查这个鞋子的价钱，我发现在你们美国商店里买的这些耐克、迪达斯、锐步这些鞋的平均的价格是80—120美元，跟当时差不太多，便宜一点了。把铭拿开一看，都是“中国制造”。所以，很清楚，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你们美国不会生，从别的国家买是很，只能够从中国生产，价廉物美，对美国人民是有好处的，对我们中国也有好处，因为们一些劳动力可以得到就业。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价值都是别的国家对美国出口的价值的转移。我很赞成你们MIT有一位有名的教授叫做帕罗库格曼(音)先，我经常看他很有见解的文章。他有一篇文章就此说“这不说明中国的市场不开放，而是日本的市场不开放。”我这一次到丹佛去参观了一家公司，这位老板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件拿到我面贵前，他告诉我，这个磁头是从中国进口的，我看了一下，我说“我看这个里面最值钱的东西还是你美国做的。”中国只不过进行了一些装配，甚至于上面用的钢铁也是从日本进口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磁头值1万美元的话，有8千美元是在美国生产的，2千美元其中有1千美元是从日本或者韩国进口的原材料，中国人就向美国出口了1千美元。所以，库格曼先生得出一个结论来，中国这种双顺差，在经常项目和资本方面的顺差，资本项目我们也是顺差。我们146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一大半，绝大多数是买了美国的国债。这种双顺差是中国经济的弱点，我同意你这个观点。我们要调节我们经济结构。所以我说，我这三个论点旨在说明，中美两国目前的贸易逆差，并不是单纯有利于中国，而且大大地有利于美国。当然，我不是说不要改善这个贸易平衡，中国将尽其所能地来改善中美贸易的平衡。此，在参加WTO的谈判方面，中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我相信，这种让步对中国人民参加国际的经济合作是有利的，对促进中国的国民经济他的市场的竞争、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对于WTO也是更加有利的，因为没有中国的参加，WTO是没有代表性的。而对于美国，我认为是大大地有利的。

　　我在华盛顿和戈尔副总统共同主持了“中美环发会议”的开幕式，我在这个会议上，中国现在通过他的经济发展的实践，深刻地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认识到发展与环境保护与生态工程必须予以同等地重视，因此中国现在对于能源环保等等基础设施工程做了空前的努力，他的投资、投入是空前的，史无前例的。如果中美两国在这些方面进行合作，美国愿意开放他的出口，转让他的技术，那么，这么几千亿美元的生意、几千亿美元的市场在几年以内必将有利于改善中美两国的贸易平衡。

　　我预言，目前在美国正在谈论中美贸易逆差很大，而且怒气冲冲，也许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在中国也要谈论中美贸易逆差，而那个时候中国是逆差，我们也要怒气冲冲。我补充一句，我是讲我们的人民将要怒气冲冲，我是不会怒气冲冲的。因为，我认为只要能够引进技术，改善我们的管理，我认为这一种贸易逆差是一种愉快的负担，从长期说对中国发展是有利的。但是，这不完全决定于中国，目前首先是要美国方面要真正做到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他现在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得太严了。我刚才听校长先生告诉我，你们正在从事于探索太空的秘密，我一听这个“秘密”就害怕，它就跟“间谍案”联系起来了。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出口施加了很大的限制，我看把我们排在不是倒数第一也是倒数第二了。因此，我们发射休斯公司的卫星也不批准它出口，我们气象局需要美国的计算机也不出口。中美贸易平衡怎么改善呢？我想提醒大家，去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机电产品这不一定是高技术，就是一般的机电产品，只有89亿美元，而日本去年出口到中国的机电产品是151亿美元，欧盟出口到中国的机电产品是148亿美元。我想问一句：你们美国只要求向中国出口小麦，出口柑橘，好啊，我们这一次签订的农业协定不是为进口你们的小麦和柑橘打开了大门了吗？但是，女士们、先生们，中国人民靠吃小麦和柑橘就能活下去吗？可以活下去，但是我们要活得更好。因此，我觉得关键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中美关系他的重要性，他的战略的重要性。中国不是你们潜在的对手，更不是你们的敌人，是你们可以信赖的朋友。中国对你们有什么威胁呢？克林顿总统已经宣布了，美国有6千件核武器，中国只有20—30件，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美国的很大，中国的很小，中国永远不可能威胁美国。我们也不会威胁美国，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跟美国差几十倍，即使经过了30、40、50年，中国比美国还是差得很远。中国始终还是美国的最大的潜在的市场，是你们的伙伴，而不是你们的对手。所以，我认为要建立中美之间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是你们两党一致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从尼克松总统、共和党人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然后是卡特总统民主党的才建立了中美两国之间正式的外交关系，然后是里根和布什总统进一步地促进了这种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然后是克林顿总，他是民主党的跟江主席实现了成功的互访，双方声明，要致力于建设一种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我认为，这种关系标志着中美两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关系是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和作的。中国三代领导人也就是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他们是始终坚持不渝地来发展维护这种关系。我们坚信，当前中美关系中间的困难和问题只是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长统河中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我相信，这种困难和问题就像一小片乌云即将过去，而灿烂的太阳即将到来，让我们共同为此而奋斗。在我们即将离开美国的时候，我要向克林顿总统、向美国政府对他们的盛情招待表示衷心地感谢。我要对我们所接触的美国人民，包括很多的国会议员我想差不多有30个了，我还没有详细地统计，我们接触了各级的政府官员，我跟美国著名团体的新闻媒介的负责人进行了早餐，我们跟美国的著名的金融家、企业家的巨头共进了午餐，我们在街上也跟普通的美国老百姓进行了交谈，我从这里深深地体会到，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昨天下午两点钟，克林顿总统给我打电话，我把这个观感告诉他。我相信，美国人民是支持中美友好合作的，是支持中国早日加入WTO的。在临行之刻，我向在座的诸位，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热情的欢迎，对波士顿的人民，对麻省的人民，对美国的人民表示我们诚挚的敬意和衷心地感谢。谢谢，非常谢谢！